今天是第四个中国农民丰收节，食为政首，粮安天下。据最新多个方面数据显示我国现有耕地面积19.179亿亩，截至2020年，粮食产量连续六年，保持在1.3万亿斤以上。

  其中，作为农业“芯片”，种子行业的发展水平直接关乎我国粮食安全的命脉。要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，必须更加清醒地认识种业的基础性、战略性意义。“种地不选种，累死落个空”，如何从根本上确保种源安全，发展种子主权？

  种源安全，主要是在一国主权范围内保育种质资源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。种质资源又称为基因资源、遗传资源，是包含一定遗传物质，并表现特定性状、能将性状遗传给后代的植物资源总和。种质资源包括野生、半野生和栽培的能够在育种中利用的全部植物资源。种质是指生物体亲代传递给子代的遗传物质，它往往存在于特定品种之中。

  在人类历史上，种质资源的流动并无国界。当前中国人食用的大部分食物，都是从世界各地传入中国的。仅明清时期，传入中国的美洲原产作物就有玉米、番薯、番瓜、番茄、番石榴、西洋参、烟草等近30种。在传入作物里面，对中国社会生活影响最大的是玉米、番薯和烟草。实际上，所有引入的种子都改变了中国人的饮食结构，甚至社会生活。可以想见，若没有大范围的种质资源交流与传承，我们的食谱会何等窄狭。

  种子引入后，必须与种质资源在国内的保育传承传统相结合，才能落地生根。 比如，番薯这种高产作物自明朝引入中国后，薯种越冬难题一直难以解决。当山东德州老农用连藤带薯窖藏留种法解决这一问题后，人称“地瓜公”的清朝乾隆年间知县黄可润学到此法，并如此记载：“燕（河北）浙相距远，场师或未尽合地宜；德州接界，多聘老圃（老农）治之可耳。”他聘请德州老农到他任职的直隶无极县教种番薯，使得当地番薯一亩“可获千斤”，从而突破了番薯在直隶地区留种难这一技术瓶颈。黄可润大为快慰：“番薯于北地甚宜。麦秋之后，农家休暇，广为种植，可以免旷土惰农之弊。”

  一个番薯引入、留种和保育推广的例子，能够折射出中国数千年来农耕文明的选种育种智慧。 这使得农耕文明最在乎的食粮问题，因种源的保护与传承而得以不断解决，促进了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。

  种源安全问题的线世纪民族国家的兴起，国界日渐清晰有关。 当人员入境签证和货物入境检验检疫越来越严格时，种质资源的自由迁徙变得不再容易。两次世界大战和长期的冷战，以及农业资本化后的专利保护，更带来了种源问题的国家和产权边界问题，使得种源安全问题凸显出来。

  中国自1949年以来，在种子选育和种业发展上，经过计划阶段、计划与市场双轨制阶段和市场化阶段后，建立起了完整的种子育繁推体系。但开放的种业市场也面临着种源安全和种子价格高企的问题。使当下人们继关切工业芯片之后，担心起种子作为“农业芯片”的“卡脖子”问题。 当前，我国现代种业发展面临以下挑战：

  国际种业市场寡头垄断加剧 。 全球种业正经历新一轮科技革命，国际种业巨头强强联合，抱团发展，掀起了新一轮重组浪潮，2015年12月美国最大的两家化学公司——陶氏化学和杜邦宣布达成平等合并协议，2016年德国农业和化工巨头拜耳以660亿美元收购美国推广转基因作物的公司孟山都，2016年瑞士农化巨头先正达被中国化工集团花费四百多亿美元收购。 在并购浪潮背后，以种子与农化巨头强强联合为特征的金融导向越来越明显 ，从种业内并购向行业间整合转变，国际种子企业巨头的全球布局呈现快速扩张趋势。

  生物育种技术制高点争抢激烈 。 研究表明，以“生物技术+信息化”为特征的第四次种业科技革命，在推动种业研发、生产、经营以及管理等方面产生了深刻变革， 现代种业的竞争优势已转向研究方式的集约化、规模化以及生物技术的产业化 。主要体现为一方面集生物技术、智能化、数字化以及信息化技术为一体的种业跨国集团成功实现了良种的“量身订制”；另一方面基于基因修饰技术的定向改良育种取得重大突破。

  我国民族种业主权遭受威胁 。 调研显示，少数国际种业巨头试图控制我国种业市场， 当前包括全球种业前十强在内的七十多家国际种子企业涌入我国 。其中，美国先锋公司20余个玉米品种覆盖我国东北、黄淮海地区，而且这些地区还是我国粮食重要的主产区；山东寿光种植的蔬菜大部分使用的是“洋种子”，本地茄子、辣椒、西红柿等品种被挤出市场；大豆进口占国内消费总量的80%；转基因、基因修饰等前沿核心技术掌握在欧美发达国家手里，这对我国种业安全构成了一定的威胁。

  现代农业用种需求趋向多元 。 集绿色安全、优质专用、广适高产、轻简高效于一体的品种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稀缺，无法适应居民消费升级、市场多元化的需求和农业综合效益提升、可持续发展的要求。 绿色发展理念迫切要求种业发展由产量数量型向绿色效益型转变、由资源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，加快培育抗病抗逆、节水省肥、轻简高效的资源节约型品种 。农业供给侧改革也要求由增产导向转变为提质导向，由注重从粮食作物向粮经饲作物并重尤其是特色作物转变，做好“特”字文章，打造“金字招牌”。坚守粮食安全底线，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和口粮绝对安全，要求将种子紧紧攥在自己手里，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。

  第一，全方位实施国家种子安全战略。 从国家战略层面聚焦我国种质资源保护和研究，进行长期稳定投入。加强国家间的农作物种业合作交流，通过多种方式培养和引进国际一流育种专家，加大对种质资源地保护和引进力度。 同时在国家层面加强对玉米、大豆等转基因技术影响的综合评价以及加快相关育种步伐，打破跨国公司垄断转基因种子的局面 。打好财政、税收、金融等政策组合拳，全力打造我国种业“航空母舰”集群。

  第二，加大对现代种业的科研投入和科学技术创新力度。 加大基础科研投入，围绕国家重点农业科学技术创新实验室，推进农业科学技术创新，推动增产增效、防灾减灾和现代育种等重大技术研发尽快取得新的突破。 通过项目合作促进区域间、行业间现代种业科技企业联合攻关，尤其是要强化现代种业企业科学技术创新主体地位，通过现代种业科技公司的广泛参与，不断增强现代种业科学技术创新活力。 在育种结构上，科技攻关要聚焦三大主粮（水稻、玉米、小麦），加快选育抗灾强及产量高的新品系，同时保证种子专利的合理收益。

  第三，构建多层次种子主权体系。 为确保种源安全，中国可率先构建包含微观层面的人民主权、宏观层面的国家主权、基础层面的自然主权在内的多层次种子主权体系（见下图）。

  中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极高，在保障种子主权上，中国已有坚实基础。但客观而言，中国种业自主创新确实与发达国家有差距。因此，我国必须建立起多层次种子主权体系，才能确保种源安全。 国家支持种业有突出贡献的公司建立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，虽是一条重要的路径，却不能是唯一途径。 中国近10年来强化了中粮、中储粮、中纺、华粮、中化等一批农业“大树”，也将在作物、畜禽和海洋渔业生物种质资源库建设方面做出重要贡献，这相当于有了保障种源安全的“国家队”。与此同时，各类种子公司、各级政府和储运机构等，如同生态系统中的“灌木”，相当于保障种源安全的“地方军”，但 还需要农户及各类农业生产加工和种子保育等基本单位，像生态系统中的“小草”和“微生物”一样，组成保障种源安全的“民兵连”，才能形成多层次种子主权体系。 通过央地融合、产业融合、利益融合，使得中国多样化、可持续的种子库建设能为21世纪更好养活中国，贡献种子的力量。